書籍/Books

文化大革命給我們增加了多說幾個“英明、英明”、“偉大、偉大”的機會，那幫為王為寇者，在黑屋子裡打架，架打得翻江倒海，可是外面的人聽得清看不見，莫衷一是。八屆十二中全會打開了電燈，毛澤東勝，劉少奇敗，誰勝誰敗對於犯人都一樣。九大召開，林彪當接班人寫上黨章，我們又鼓躁一陣“擁護擁護”，王也好，寇也好，誰上台我們都說擁護，照常吃我們的犯人糧。
文革最現實的好處有兩個，一是有幸看到了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一手創製給八億人民的八個樣板戲，我們看了三個︰“紅燈記”、“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比起看“地雷戰”、“地道戰”，我們是在過盛大的節日。

想不到，我這輩子，第一個瘋狂追求我的竟是一個女人，一個有丈夫有四個孩子的女人。
我當她是好朋友，她卻當我是她意中的情人。朋友也好，情人也好，反正監獄內一律不允許，我說人前落人後，批判別人“耍小圈”，自己卻莫名其妙地扯進了“小圈”的圈子。
我這才發現，在監獄的環境裡，友情如果用一種相當頑強的，忍不住非表現出來不可的形式出現時，這種“友情”多數已經產生變異，它更像是“愛情”，一種變態的扭曲的愛情——就像從深深的石縫裡或者持續的大風中掙扎出來的螺旋形的樹一樣。它相當地模棱兩可了。我不得不承認，那些人在批鬥會上使用的我反感的詞句或許是準確的。

從六五年底起，我發現隊上僅有的“重慶日報”突然熱鬧起來，從批判歷史名劇《海瑞罷
官》，鬼戲《李慧娘》和電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甚至《青春之歌》等等的文章裡，刀光劍影可見，稍後的批判《三家村雜記》、《燕山夜話》已經直接點出鄧拓、吳唅、廖沫沙等人的大名，言詞相當直露尖銳。不少有趣的小文章“落下即實地”、“一個雞蛋的家當”、“健忘症患者”被分析為攻擊矛頭直指黨和社會主義。可是，我的注意力像把篩子，把批判文章中上綱上線罵人揍人的字句篩走之後，留下的是那場戲，那部電影那些雜文的本身，目不暇給，美不勝收。他們越批判，我越想看，看得拍手叫好，奇怪自己這麼好的東西過去為什麼沒有注意。

那次，我責怪父親犯了錯誤，害得我接不了見。我認為在監獄裡，任何反抗都是徒勞的。但是，父親恰恰不這樣認為。
宣判十天後，父親被解押到“省二監”，關在高牆電網、崗樓林立，警衛最森嚴的中隊。那裡關的都是反革命、殺人、放火強姦等重刑犯，刑期一般都是十五年以上，包括由死緩、無期改判為有期徒刑的人。
他所屬的那個“城堡”很大，犯人很多，分為一、六、七、八四個中隊，父親在第一中隊。和他第一次勞改的“重慶公益磚瓦廠”相比，現在的級別高得多，管理也嚴格得多。

有一件事使我的靈魂深感不安，我永遠有揮之不去的內疚感，那就是我對監獄裡大力提倡的“檢舉揭發，立功贖罪”的響應。
“檢舉”這個東西自四九年”解放”以來，被推崇到了極至。爹媽大義滅親，子女舉報父母，丈夫揭發妻子，老婆交出丈夫的日記，親戚朋友同學同事鄰里相識，彼此匯報，相互檢舉，人人當特務，人人被特務監視，人人自危，人人施虐。大家奉行不渝，習以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