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滕彪曾长年在中国国内推动维权活动，并于2005年与另外13名中国维权律师被《亚洲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但他在多次营救遭中国异议人士后，于2008年起数度被中国政府逮捕，甚至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间，被失踪70天之久。他本月受邀到台湾参加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分享了近年针对中国极权主义转型的研究成果。
德国之声：跟六四时期的打压相比，中国政府这30年来控制公民社会的手段有何演变？
滕彪：六四的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社群媒体。如果有的话，整个运动发展肯定会不一样。那我们从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的互联网发展来看，互联网虽然受到中国审查，但它跟新数据与网络技术的进步，再加上手机的普及，某种层面上令民众更加容易获取信息，也让运动的动员更加方便。1989年如果有这些新技术的话，它对运动的结果会产生极大影响。
我作为维权律师，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新平台跟技术，试图推动维权运动的发展。但是中国政府也同样知道这点，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去控制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包括建立互联网防火长城、天网工程、数据搜集以及对各种平台的控制。中国政府一方面审查、控制跟过滤，另一方面是搜集信息并利用高科技对社会进行管控。这些互联网技术跟识别技术也明显加强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换句话说，这些技术是两面的。有时我们看到民间利用这些技术来扩大自己的力量跟争取自己的权利，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体制是不会允许这种社会能量不断成长壮大，变成一个真正威胁。所以这是和1989年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技术如何被中国政府跟民间所使用。一旦“高科技极权主义”形成与巩固的话，它会对社会运动跟中国民主化产生极大影响，因为信息传播受到更大控制，民众的觉醒跟动员也会更加困难，而抗争成本也会更高。在中国政府极力洗脑宣传的情况下，抗争动力也在缩减。总结一句，“高科技极权主义”让反抗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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